他，是我上初中二年級時的玩伴，更是我的偶像：他的成績班裡最好，品德優良，字體端正，思想進步。他身體健壯，肌肉結實，個頭比我高，精神飽滿，幹勁十足，目光友好而犀利，言談應對聰明絕頂，真是個十全十美、前途無可限量的少年。
離開學校後，我們繼續親密無間。他是我經常上他家的唯一同學。我十分慶幸有他為伴，他將是我人生的楷模。
五十年後的今天，我還想著他──只有他能給我帶來青少年時代美好的回憶，能追溯那遠去的天真無邪的校園生活。
很幸運，分別二十五年後我終於找到他，彼此都很興奮，談不完的話。然而很遺憾，再過二十五年，彼此沒有任何利益衝突，從不爭辯任何事物，互不得罪，又遠隔萬里，如今，他卻竭力避開我，放棄與我的一切聯繫方式，甚至對我的「糾纏」十分厭煩，視如騷擾。我很失望，但也只好順其意，不再「固執」，也不希望他閱讀到此文。
一九六四年，我就讀於金邊民生中學初中二年級。課本來自中國，老師大多也來自中國。我的座位是31號，他是25，隔著通道前一排的外側。不論語文、柬文、英文、代數、史地、動物、物理、體育、音樂，也不論課堂提問、家庭作業、日常測驗、大小考試，他的成績永遠是全班近六十位同學中唯一全部最高的五分。
我的成績卻是最差。我上初中一時已是全班唯一的留級生，輟學一年後老師破例給我試讀初中二，再留級就要重讀了。我個子矮小，很自卑，呆呆的樣子，了無生氣，全班沒幾個肯跟我玩，他是個例外，這使我很感動。我努力模仿他，學習他認真聽課的樣子，但我天性愚鈍，除了語文一科獨秀，大多學科處在及格與不及格之間。
那還是新學年開始不久，班主任為了提高同學的寫作水平，成立了兩人寫作小組，由他和我每週各寫一篇作文，再從全班作文課中選出數篇佳作，寫成大字報，貼在牆壁上。他的作文內容大多是熱愛毛主席、歌頌社會主義祖國，我的卻充滿小資產階級低級趣味。他向老師反映後，老師把我剔出，另選一人代替。
不論是學習成績，還是思想覺悟，我倆真是天差地別。這不能怪他，他也沒嫌棄我。
每天上午放學後，我倆留下來午睡。他不午睡時，我們互相猜謎，他出的謎我從沒猜中，我出的謎他說太容易了不用猜。有一次我問他，世界上有沒有鬼？又怎樣證明？他不加思索回答：「當然沒有。如果有的話，我們每個人每時每刻都會撞到鬼。原因是自從有人類以來，死的人比現今活的人不知多了多少倍。」這說明他很開明，破除迷信、唯物主義；他午睡時我用小紙條刺激他的鼻孔，他起身追打我，我打不過他。有時，我們相約走到學校前面的湄公河岸，在近處的興建一半的碼頭上比賽走只有腳掌寬、距水面約五米高的小石橋，水面佈滿橫七豎八的石柱石樑。我走了幾步膽怯退回來，他閑庭信步走了一圈。我說，你如果生在中國，長大了可當個英勇的解放軍戰士。他說，生活在毛澤東時代是最幸福的時代，能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我最大的幸福。
學年結束，我又留級了，從此永久失學。我家境差，只好在金邊打工。他讀完初中三後，以全校三千多名學子最優秀的尖子被校方領導提請中國領事館公費保送到廣州升學。
失學後以及在他等待回國的日子裡，我常在中午工餘時間上他家聊天。他的家位於干隆街中段一幢破舊公寓的二樓的後段，與另一租戶用大簾布隔開。他有一個弟弟和一對姐妹，母親在家日夜縫衣服，父親在街邊擺小攤賣報紙香煙艱難維生。我在與他家人交談中學會廣州話。這樣的友誼維持了四年。
他的父母為他能到廣州升學興奮不已，我卻為可能永遠失去一位偶像而傷心──我們都很窮，搭機出國只能夢裡尋。
四年後的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發生推翻西哈努克的軍事政變，戰爭隨即爆發，我孑然一身去農村。經歷五年多的戰爭、三年多的紅色高棉血腥統治和一年的驚險逃亡。一九七九年中，我在逃亡路上遇到了他的妹妹阿玉。阿玉也與所有親人失散。她告訴我，哥哥到廣州升學後，開始還有信件，後來就全無音訊。
我們一家四口於一九八一年夏天為美國政府收容。四年後我們從紐約移居費城，在黑人區經營外賣小餐館。
歲月悠悠，忘不了故鄉的人、童年的事，更忘不了我這位學生時代的偶像。
時間來到一九九二年，我和內子暫時放下餐館生意，經香港到中國和柬埔寨旅遊探親。出國，是尋找親人的機會，但人海茫茫，我不敢奢望能找到他。我想，他很幸運，一定在社會主義溫暖的大家庭過著幸福的生活。他是否也記著我、想著我？我們何時能相會？
我們住宿於香港九龍尖沙咀北京道附近一家由原柬埔寨華人經營的小賓館。管理人曾先生告訴我，到此投宿的旅客都是來自各國的原柬埔寨華人。他交游廣，熟悉的人多，大家都通過他尋找分散各地的親友。我嘗試問他能否幫我打聽這位當年的學生偶像的下落。他聽到名字立刻說：「有啊！他就在香港！」
啊！得來全不費功夫！我激動地望著他翻開電話簿，打通電話證實後，他把電話交給我。
我太興奮了，說話都不太連貫：「你是……我是賴俊槐……」那是我的學名。
「俊槐！是你啊！太好了！你在哪裡……好！我正下班。我現在就去見你。等著我，我們一起去吃晚飯！」
他來了，分別整整二十五年。我們彼此認真端視，那真是個激動的時刻。
他帶我倆坐地鐵到了全港最有名的潮州酒樓。他點了最名貴的餐食。
我向他簡略訴說別後的情況：一九六八年回到在河良渡口經營藥材店的父母身邊當藥僮、學中醫、政變後到農村經歷紅色高棉血腥統治、最後來到美國艱難創業。我說，我的經歷太多。我決心寫兩本書：長篇小說，寫紅色高棉時期的遭遇和報告文學，寫自身在美國艱難的創業路。書出版後，我將給你各送一本……我說：「你的命比我好，生活在溫暖的社會主義祖國。」
「溫暖？」他欲言又止，「……我到了廣州不久就遇到文革。你知道了，海外關係，連寫信給在金邊的父母都不能。不過，我是貧窮出身……」他又欲言又止：「接著去海南島華僑農場勞動改造，整整十年……改革開放後和太太出來了。唉！這幾年才在香港的朋友幫助下移民來的。好了，別說了。」
我趕緊轉到愉快的話題。我說：「我還記得讀書時你給我猜謎，我很笨，沒一道猜中。我現在還記得那些謎語。」
「你記性很好。我記得你很調皮，用小紙條刺激我的鼻子不讓我午睡。我那時實在很生氣。」
「我自小來自中國，不適應柬埔寨的生活，不懂柬文。我是又笨又調皮，全校成績最差，兩次留級生，不敢見同學。失學，童工，失業，半流浪，一貧如洗。你是唯一給我帶來快樂和信心。所以我常到你家。你是我所有同學、朋友中最聰明、最優秀的一位，我很欽佩你。你讀書成績為何如此優秀？全班、可能還是全校唯一全科五分。」
「我是苦學，記性好。其實我的柬文成績不太好，我甚至不會說柬語。我是靠死記，是學校和老師有意給我特別照顧──為了達到全紅的成績符合回國升學的條件，故連柬文考試也給我五分。你呢？這麼多年，柬文說得怎麼樣？」
「能閱讀，能寫信，能與高棉人溝通，或者可當翻譯。十年戰亂的日子沒白費，我會種田，當赤腳醫生。我還能說流利越南話。我的理想是開藥材店，用中醫為民眾服務。我愛運動、鍛煉身體，我也喜歡寫作，可惜沒帶幾篇文章給你參考。一切都靠自學，我要急起直追。我不想碌碌無為過此生。」我告訴他，許許多多的教師、學生，聽從毛主席的教導到農村參加革命，他們義無反顧、視死如歸，結果白送死、家破人亡，全無好下場。
「多吃些，吃飽了到我家。有事與你商量，也認識我的家人。」
那是位於牛頭角一間與絕大多數香港人一樣狹窄的普通房子。見過了他早年來自印尼的華僑妻子後，他從抽屜裡拿出許多小工藝手飾品，手環、耳環等等，五光十色，小巧玲瓏。他說：「我就在一家小工藝加工廠打工。香港沒什麼工業、農業，有的只是旅遊、加工、商業、服務業。我們市井小民，沒什麼出路。你在美國，正好可與我合作做些貿易，幫我把這些產品推銷到美國，這些東西很便宜，但到了美國可賣高價。利潤方面，你我可商量。」他興致勃勃羅列了各種款式及其成本價格，哪種好銷路，哪種利潤高。我卻毫無興趣：我是開餐館的，也準備開藥材店。我真不忍心首次見面就讓他失望 ，他信誓旦旦是賺錢的好機會。我只能帶上少量樣品，心想以後再在信上跟他解釋。
隔行如隔山，在美國做貿易、出入口的手續又豈是我這個窮人辦得來？餐館工作已經夠忙了，我怎能為此改行？我也有些失望：他應該多談當年如何與我猜謎，我上他家的情景，別後各自的遭遇，今後如何繼續密切聯繫等等。我們應該重新回到二十五年前的友誼，像學生時代那樣單純而深厚，情深而義重。
回到美國後，我沒立刻給他寫信。當年的聖誕新年期間我才給他寄上祝賀卡片。他給我寄回賀卡。問起合作做貿易的事，我回他：很忙，沒時間。不好意思，這方面我是外行。
以後連續多年，我都給他寄上賀卡。他只給我回復一次。這沒關係，很多親友也沒寫信。
我每隔三、四年就到香港一次。每次，我都準備一些近年寫的文章給他參考，想聽他的意見。也準備一些在美國的生活經驗與他分享。我先後帶上剛出版、兩本均獲獎的三十萬字拙著《紅色漩渦》和十一萬字《三十年美國路》要送給他；我還想告訴他，我已經營藥材店、當坐堂中醫多少年了，我參加台灣橫渡日月潭萬人游泳、八十英里自行車騎行等等多項大型運動。他會為一個幾十年來對他念念不忘的同窗有今天的成績而高興。但很遺憾，每一次，人到了香港也見不到他，電話也打不通。
終於有一次，我從香港那間小賓館給他的電話通了。是他的太太：「你不用再找他了，他已經在深圳打工多年。逢年過節才回來。」
時間來到二零一九年，我準備作一次為期四週、首站是香港的亞洲多國旅遊。我想他一定退休了，有時間了，我要邀請他與我一起全程旅遊，重溫友誼，重回我們的故鄉柬埔寨，見母校，見他的老家。
我在美國給他打了電話，依舊沒人接聽。我通過多種途徑有了他移居新西蘭的妹妹阿玉的電話。阿玉說，要在香港時間週末的下午到晚上才有人接聽。我於是多次依時再致電，也沒人接聽。阿玉再告訴我他哥的手機號，還說這次一定打通了。沒想到在不同日子、不同時段，我打給他的手機一直響，就沒人接聽，留聲報上姓名也等不到回覆。我於是把我邀請他與我一起出國旅遊的計劃告訴阿玉，請她轉告。幾天後，我再嘗試打電話到他家裡，卻意外接通了，傳來一個婦人用完全聽不懂的外語、開大嗓門、近似咒罵的語氣向我大吼，嚇得我趕緊放下電話。幾天後，阿玉告訴我：「你不用再打電話給他了。我哥身體不好，腳痛，不能與你遠行，他的生活並不如意。他與我嫂嫂兩人照顧一個孫子，好讓兒子和兒媳全心打工。他也不能應邀與你出去喝茶、吃頓飯。」
阿玉在電話中回憶我和她哥交往的日子。她說，我哥在海南華僑農場勞動期間，與一位來自印尼的華僑女青年結婚。女青年就是一九六六年印尼排華時期搭乘中國「光華」號郵輪回國，其中有愛國華僑抗暴青少年英雄，稱為「四十一顆紅心向太陽」中的一位。阿玉說，十年後，我哥離開農場，被派到一個地區擔任副校長。
兩位強烈熱愛祖國、熱愛毛主席的海外華僑青年結為夫婦，是順理成章的美事。實現了自小就向往參加社會主義祖國建設的崇高理想，又身體力行經過十年農場勞動擁有高尚情懷。而我卻依然思想落後，不可救藥。
說起她家的遭遇，阿玉說，她們的父親於紅色高棉時期在馬德望省活活被餓死，一個弟弟失蹤，姐姐早於六十年代到了廣州。一九七九年紅高棉下台，她在逃亡路上遇到母親。隨後，她與母親逃到越南，正遇到越南排華。後來母親為了尋找哥哥和姐姐，歷經艱難通過北越邊境進入中國到了廣州。阿玉為了尋找丈夫留下來，尋不著丈夫，後來由夫家的親戚擔保她移民到了新西蘭。
那年代，柬埔寨華僑與當地人民一樣，遭到柬共，也即紅色高棉大量血腥屠殺，人人都有本血淚的書。
一個是朽木不可雕，無法造就；一個是人中之傑，出類拔萃。小時可成朋友，長大卻成了陌路。 我視他親如兄弟，他生活困難，身體不好，我決意幫他，他卻避之則吉。他小時已聰明絕頂，現在更應是個通情達理之人。但如今，我自作多情，成了令人討厭的傢伙。我回到五十年前那麼愚蠢那麼笨，他也回到五十年前給我留下解不開的謎。
(2019年1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