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分編輯、排字、印發、營業(廣告)四個部門。進門就是營業部，進裡面是排字部，後面是印刷和發行部，二樓是編輯部。四十多位員工中，潮州人不到四分之一，其餘是廣府人。營業部三人全是潮州人，我們相處得很好，我和大我兩歲的黃盛光也成了好朋友。報社人人都會說普通話，但還是以廣東話為主，我既是新人，又不太會說廣東話，很多事都要請教他們兩位。
午報每天中午以前出版。編輯部十多位員工於上午六時上班，八時要完成正版(國際新聞或本國要聞)和第四版(地方新聞或僑社動態)的新聞收集、編輯、排版工作，九點以前要完成三次校對，大約九點開始印刷，十時以後，金邊街頭便陸續出現賣午報的報童。上午的工作很緊張，主要負責人是社長和總編輯。報紙印刷時，絕大部分員工便紛紛收工回家。下午一時，是準備第二天的第二、三版的副刊工作，由副總編輯黎振環負責。第二版除了廣告，就是報社與讀者的互動，黎振環的「答讀者問」、其他知識等，第三版是廣告和小說連載。副刊工作不太緊張，工作人員只有黎與一位叫阿城的助手。另有一位柬文翻譯和法文翻譯(準備第二天正版國際與本國新聞之用)。
報社員工男多女少。大家忙忙碌碌，「收工一條龍」，打個招呼便各自趕緊回家。與絕大多數員工不同，我們七、八位單身、說潮州話的男青年各有不同的遭遇或貧窮而無家可歸便全日待在報社，也全都寄宿在四樓。這群人中，有排字工人、只讀幾年書的楊奕明；我得不到養母養父之愛，失去家庭溫暖；有一位是小時遭到繼父的毆打，重傷頸部造成永久性歪頭；一位是為逃避越戰，早年混進一支到柬埔寨參賽的越南籃球隊隊伍、舉目無親的偷渡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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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排左二是黃吟 |
大概是六月，一天下午二時許，報社的營業部突然來了一位綁兩條小辮子、中等身材、穿白衣學生裝、相貌娟好的女青年。她面帶微笑，用普通話「哥哥，您好！」問候每個人。在場的黃盛光向我們介紹，這是他的胞妹黃吟。兄妹倆談了一陣，盛光帶黃吟經過排字部上二樓與一些工作中員見面。從那時起，黃吟每隔三、五天就來報社找盛光，在營業部待上一會，便在盛光陪同下走上二樓的編輯部。與那些來去匆匆的女員工不同，黃吟個性活潑、形象清新、端莊得體。她與我們漸漸熟絡了。
每當來了黃吟，同事們中便活躍起來，悄悄對她評頭品足，她為什麼常來報社？原來，黃吟失業，她喜歡報社的工作。她逐漸與大家熟絡之後，可通過盛光介紹進入報社工作，成為我們中的一員。後來，我們還獲悉，盛光要介紹編輯部年紀偏大、老實的阿城成為她的男朋友。
報社並不需要新員工，她只好等著。而盛光也常有意安排黃吟與阿城見面、交談。我們也靜待結果，樂觀其成。大概是阿城木訥寡言、內向害羞吧？我們從沒見他與活潑靈智的黃吟單獨在一起。兩人性格相差太大，黃吟漸漸少來了。她來時，也是在二樓看書學文化，晚上，偶爾到三樓看我們打乒乓球或唱歌，而這些，愛沉思冥想的阿城並不參與。
幾個月之後，副總編黎振環要增加一位在下午與他一起工作、負責從各國各地不同傳媒中收集不同資料的新員工。他跟我說：「我需要什麼資料，你要隨時呈給我。你最適合做這份工，又不影響到上午營業部的工作。」對我來說，正是求之不得：除了增加工資、還能與師長般的黎共事，在學習中大大提高自己的知識和文化水平。
但是，這對急需工作的黃吟來說也是機會。於是便出現兩人爭奪一個職位的局面。報社很多人都要幫黃吟，建議我讓位，我不同意。黎也對我說，我會做得比黃吟好，他有決定權，而報社的員工有優先權。如此一來，我更加「理直氣壯」拒不讓步。從此，我與盛光有了芥蒂，同事狠批我太自私，我想，黃吟心理也不是滋味。
除了愛好學習，金錢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七年前，我從中國來到柬埔寨，受養母虐待，十五歲便離家出走。從此我決心拼命工作，要賺足夠的錢買機票回中國，找回童年的快樂。黃吟即使有困難，情況也比我好多了，至少她不缺親情。就在最近，她和母親、幾個弟妹晚上在附近熱鬧街口擺設一個賣汽水、水果絞冰淇淋的攤檔做宵夜生意，我們這群年青人便成為她的常客。
很不巧，正當我準備開始這份新增加的工作崗位之時，養父來信並多次托人叫我回家幫忙藥材店的生意。「你已二十歲了，不能到處游蕩，店裡需要你幫忙。」「你開出什麼條件都行，只要回家。」「過去的事算我們錯，給我們最後一次機會。」「中醫大有前途，你可繼承父業，從此不求人，人求於你。」等等。
同事、朋友也紛紛給我提意見：高棉政局開始動盪，報社恐怕有一天會被封，早回家主動些；大人已表示歉悔，做孩子不能太絕情；有條件學中醫，說不定成為你日後的事業。等等。
我決定回家，於是黃吟正式成為午報新員工。她除了做資料收集，兼職校對。她上班兩個月後，我便辭職回到家在六十公里外的河良鎮。
我懷念午報的同事，每個月總要回來一趟看望同事。有一天，養父同意我邀請同事前來做客，十來位同事中，有盛光、黃吟兄妹。
幾個月後，金邊所有華文報章全被西哈努克親王下令封閉，過去的同事各奔東西。一時也不知黃吟到了何處。
我在河良整整一年，便因受不了養母的虐待再次、也是最後一次離家出走。
大概是六九年初吧？這天早上，我收拾行李搭乘中型巴士從河良前往金邊。巴士在一號公路約二十公里處爆胎，所有乘客被要求下車。在等待換輪胎期間，我看到公路近處華人鄉鎮中有一間小學校，便好奇走過去看，竟然黃吟正好從校舍走出來。
我們驚訝太巧合了。她告訴我，她就在這學校教書，現在是放學時間。她陪我走上公路，我問她何時到此教書，教書好嗎？只見她臉色憂愁，一時說不出話來。一陣子後，她說，心裡很沉悶，壓抑得很。聽她細說，才知道原來她教書認真，教學有方，與教學敷衍塞責的校長夫婦相比，更得學生喜歡和家長、校董事會的賞識。她因此經常受有妒忌心的校長夫婦欺負、無理取鬧，甚至大聲呵責。她遠離親人、朋友，無處訴說，十分孤獨、面對如此惡劣環境又束手無策：想辭職便面臨失業，生活無著，要繼續教書又受不了校長夫婦日甚一日的欺負。我建議她向校董會求助。她說：「不行！不行！校長是董事會聘請來的，教員不能越級向董事會投訴。事情一公開化，校長立刻要你走人。」
我問她，以後怎麼辦？「誰也幫不了忙。就讓我有一天過一天吧！」她說著，幾乎要哭出來。我心情也很沉重，覺得上天很不公平，總要為難正直有作為的人。
我很愧疚，不能給黃吟幫上忙；她問我為何又離家？到金邊有工作嗎？我說：「前景茫茫，身上還有一點錢，有一天過一天吧！」我問她豈知報社的同事何去何從？「唉，漂泊吧！」這時我驚覺原來社會有許多隨時陷入困境的邊緣人在苦苦掙扎：報社雖是傳播文化和新聞知識，卻也收容了我們這些無產階級游民。如今呢？「唉，漂泊吧！」
巴士要開了。我告別黃吟，她在公路上向我揮手，很久，很久，才走下公路。這影像，在我腦海中留了數十年。
一九六九年初，我在金邊一家機器工廠當焊接工人，要找住宿處。盛光叫我到他們租的小地方睡覺，包吃一頓晚餐，每月只收三百元。
這地方就是他們賣汽水、冰淇淋宵夜生意附近一處小巷的二樓小樓閣。
我白天打工，晚餐時才回來，洗個澡就睡在他們騰出來的地板上，第二天一早把幾件衣服幾本書，和蚊帳一起捲在草席裡，又出門打工去了。
小小的攤檔，是黃吟的母親和哥哥、弟妹四人從晚上七時到凌晨兩點操勞不息、維持著全家人的生計。幾個月的雨季，生意便做不了，生活的艱辛可想而知。黃吟和盛光讀到初中，其他弟妹僅念完小學。我問盛光，黃吟還在一號公路的鄉下教書嗎？盛光說，那地方華人稱之為「水鈴鄉」，黃吟好久沒回家，她大概已到別處教書。
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柬埔寨發生推翻西哈努克親王的軍事政變，金邊戒嚴，我失業了，戰爭全面爆發。在走投無路之下，我於兩個月後投奔農村。從那時起長達三十七年沒有盛光、黃吟他們的消息。
當人們在經歷戰亂和大屠殺的生死浩劫、殘酷磨難之時，會更加懷念和平歲月，即使在那不停奔波於糊口的艱難日子，似乎也是甜蜜的；對於我這個失去親情的人來說，過去生命中認識的每一位好朋友，永遠都在心中懷念著，包括黃吟。
時間如白駒過隙，世事似滄海桑田。時間來到二零零七年，那時我已經在美國政府收容下先後在紐約和費城生活了二十六年。這麼多年，除了逃不過紅色高棉大屠殺的朋友同學之外，絕大部分柬埔寨時期的親友都聯繫上了，但唯獨沒有黃吟他們的消息。
也記不起是哪個月份了，有一天，我輾轉從一位朋友口中得到黃吟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消息，還有她的電話號。當晚，我撥通了電話，靜待那激動的時刻。
「喂，我是黃吟，你是哪一位？」
「我是……三十七年了，你記不起我了，讓我們再談一會，你會猜到我是誰。」
「三十七年？讓我想想吧……你要我猜，很多失去幾十年音訊的朋友首次通電話都這麼說。」
我們談了一陣，終於，她叫起來：「你是俊槐！」
「是的，那是我小時的名字。我現在改名林紹強。」
「真是俊槐啊！你好嗎？怎麼會忘記你呢？我還是叫你俊槐習慣些。」
我先問她盛光的消息和當年她在水鈴鄉華校教了多久、校長夫婦還欺負她嗎？她傷感地說，他們全家於七五年逃到越南，無處投靠，便在越南新政府安排下在新經濟區生產勞動，盛光經不起過勞和瘧疾不幸離世。
「至於水鈴鄉華校，沒多久我就離開了。哈哈，我早已不當一回事了，你還掛心數十年。」
我們互訴各自的現狀。她嫁給前《生活午報》的同事楊奕明，已有三個兒女，兩夫妻各有工作，她最近還在大商場裡租個小店賣婦女內衣褲，生意還好，收入增加了，一家人住在良好社區，擁有些物業。我告以妻子也是柬埔寨華人，我們有四個兒女，在費城開藥材店正好已十年了。我們互相祝賀有幸福的家庭，過上幸福新生活。
談起楊奕明，當年大約也是二十歲。他當了半年派報員，日曬雨淋，皮膚黝黑，我們這些潮州籍同事稱他為「烏弟」，意為黑皮膚的小兄弟。我初到午報，是他連續三天騎著單車帶領我走遍金邊街頭認路線順序派發報紙，從此我便接替他的職務。在這之前，勤勞的奕明每天派完報紙，略為休息便到排字處練習排字，熟悉之後升職當了排字工。老實、沉靜、踏實又耐勞的奕明似乎與互不相干的黃吟沒打過招呼談過話。
真有緣分，楊奕明也於七五年來到越南，又距黃吟家人不遠，奕明會體貼，日久生情結為夫妻，並於八十年代初與黃吟母親、弟妹們以難民身份定居於加拿大多倫多。
自從有了黃吟的消息，我和她、奕明每個月都有一、兩次電話聯繫。我還三次到多倫多登門造訪，見識她的小店鋪。最後一次是三年前，他們開車載我到多倫多潮州同鄉會參觀。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由於勤勞肯幹，奕明當了該會的秘書長，黃吟除了從傍協助奕明，自己也活躍於文藝潮劇組。
我們每次談話都離不開當年在《生活午報》的生涯。黃吟說，在午報短短一年，是她一生最快樂、最有意義、永遠懷念的日子：同事們同病相憐、親密無間，學了文化、充實知識。她有一個夢想，有一天，仍然在世、分布各國各地、僅存的十多位同事能相聚一堂，把酒言歡。
黃吟和奕明兩次不遠萬里到澳門拜會劉樺社長，也一次專程開車到加美邊界的尼加拉瀑布會見另一位從澳門前來旅遊的老同事、到法國巴黎拜訪黎振環老上司。一年多以前，黃吟給我發來數十年沒有消息的前排字工人溫國生的相片，他們相約今年十月在多倫多見面後一起來費城與我相聚。
聚會，是我們這些互有聯繫的老同事共同心願。對我來說，午報還有恩於我：那年，同事們看我派報紙過於勞累，快病倒了，向社長要求讓我轉到營業部工作，其實營業部並不需要增加人力，好心的劉樺社長欣然同意；副總編黎振環看到我好學，工資低，有意增加我的職務以提高工資，提拔我到編輯部與他共事當資料員，其實報社自創刊多年並無此職。每天銷量只有三千多份的小報後來因出現另一家午報《快報》，銷路和廣告均受到影響，經濟拮據，但社長從不辭退員工，還有意特殊照顧處境困難的我和黃吟。也正是有《生活午報》那段日子，一生只讀六年半書的我愛上寫作，今天才能寫一些自認還算像樣的文章。
黃吟還有個願望：我送給她的拙著、三十萬字長篇小說《紅色漩渦》沒看完就被朋友借去了，她乾脆送給該友人。她知道我已沒書了，但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找一本送給她；我說，我想辦法吧！先送你另一拙著《三十年美國路》，從中可更詳細了解我們一家到美國後的艱辛歷程。
黃吟多次說要安排時間約幾對朋友一起到費城我家做客，認識我的家人，看看我們如何經營中藥材、我又如何為病人診病。
但是，黃吟要與僅存的同事聚會的夢想和這兩個願望都沒有實現。六月十五日深夜，我從由她發起的微信群友中得到她因肝癌不幸於當天晚上九時十五分去世。所有的群友在驚嚇之後深深哀痛，我首次不相信手機上的文字，我永遠相信的是：人總是要離世而去，但黃吟決不會這麼快。
在這之前一個月，她在微信中約了朋友到金邊旅游時見面，也是在那天，她給我發來：「俊槐，你很會幽默。」我回覆她：「俊槐很笨，紹強還可以。」
在這之前一、兩年，她要我想辦法幫她找到一種新鮮、不是乾品的草藥，可治她的肝病，她有小小的肝病。我回覆她：藥材店只有乾品草藥。雖然加拿大的醫療條件好，你不要掉以輕心。
奕明在微信向我們發來多年前他與黃吟的合照，兩人穿著唐裝站在擺滿書本的書房裡，奕明一只手搭在古典美人般的黃吟肩膀上。
六月二十三日，在多倫多一間殯儀館舉行裡，家屬、親友、會友、社團領袖等紛紛前來為黃吟送別，現場擺滿了哀悼花圈，其中有我代表僅存的午報同事致哀之意。黃吟在哀而榮，悲而切的氛圍中安詳躺著。
別了，親愛的朋友黃吟，安息吧！
( 2017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