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有說不完曲折的故事，許多命運轉折點，多次死裡逃生，其中一次發生在一九七三年元旦。
我與多位從不同城市來的青年為村裡的高棉農民扎針治病當赤腳醫生或為華僑子弟教學中文。
沒多久，紅色高棉政權推行同化華僑的政策，華僑在紅區教學、當赤腳醫生逐漸被禁止。我只好與李明、馬鎮山在原來的小竹屋做小買賣，陳群姐向當地僑胞購買一架老舊縫衣車，每天為村民縫補衣服賺些小錢過日子。年長的、來自河良渡口小鎮的羅銘銓與柴楨省人盧姐結婚後與近知名縣的客家人阿典合租一水泥屋開手錶修理店。
菩提村不過是個十字路口，中心處五、六間是當地老華僑的水泥屋。沿著四條土路延伸而建的共四十多間木屋，大部分住著因逃避戰爭而來的外地人，近二十戶華人，七、八戶越南人，其餘是當地高棉人。十字路口轉角處是一間最大的水泥屋，住著老華僑才叔一家。和平時期，他在此賣雜貨維生。我們的小竹屋是他借給我們住的，與才叔的屋子隔著一口井。
我們向走私者購貨轉賣，或騎單車到四十公里外的柬越邊境「達隆」小鎮購貨。由於農村物資奇缺，貨物擺上去沒幾天就賣完了，生意漸入佳境。
銘銓和阿典的手錶修理生意很旺，每天一大早就湧入二、三十個紅色高棉士兵等著修理手錶表。手錶是時髦品，農村青年參軍，父母或親友多有贈送手錶作鼓勵或紀念，大多數手錶已很老舊或壞掉了，廣闊的紅區農村大概僅此一家手錶修理店，因而遠近士兵聞風而至。
大約是八月，紅色高棉攻下巴南縣城，數以萬計的市民被驅逐出城，其中有二十多戶華僑來到菩提村。小小的菩提村熱鬧起來，紅色高棉在近處的鄉鎮設立公安局，開始監視華僑。約十個公安人員每天早晚列隊到村裡巡邏一周，接著就到越僑開的咖啡店吃喝。
銘銓與阿典發了財，兩人拆伙各自經營。阿典先後買下一間水泥屋子和一輛嶄新的日本摩托車；接著，銘銓也買了屋子和摩托車。而這些，都為公安獲悉。
十一月一日中午，銘銓突然放下生意，神色慌張來到我們小店，說：「不好！阿典剛剛被公安叫走了。」原來，幾個公安人員趁午餐時間現場沒人之時進入阿典的修錶店，悄聲對他說：「革命組織要你現在就跟著我們走。」他們不作解釋，容不得他帶走任何物品，也無法與妻子告別。
半個月過去了，阿典一去沒消息，他的妻小慌了，銘銓也著急。他與才叔商量後，決定動員全體僑胞寫聯名信給公安局，信中表示全體華僑支持革命政權、支持抗美救國事業，擔保阿典是好人，並詢問阿典犯了何錯、何時可回家？聯名信由一名精通柬文、名叫「李琳」的僑青代寫，由才叔帶頭，銘銓與二十多名華僑簽名。
三天後，公安局派人向才叔詢問是誰發起聯名信？才叔答以全體僑胞。來人說：「革命政權認為有罪錯的人，你們偏偏說他是好人。這事不簡單，必然有人帶頭。」
日子一天天過去，僑胞們很擔心阿典的安危，也害怕日後遭到清算，銘銓更如驚弓之鳥。他料想是紅高棉搞無產階級革命、清算資本家。他結束原來的經營方式，搬到我們的小屋，在角落裡為少數熟人修理手錶，也暗中買賣手錶，夜晚睡覺也不敢回去剛買來的屋子。夫妻倆和剛出生一個多月的小女兒擠在用竹子隔開的狹窄房間。
大概每個月一號是公安局推行新措施或發起行動的日子。十二月一號中午一點左右，我獨自在小店守生意，銘銓如常在一旁埋頭修理手錶。天氣炎熱，路面無人。突然對面路上來了一隊七個公安人員，五個站著，兩個進入我們的店來到我身後，只聽一個對著銘銓用低沉而嚴厲的口氣說：「站起來。」銘銓順從起身。一名公安把銘銓雙手反剪到身後，熟練地用事先帶來的繩子捆綁住，另一名公安把一條大水布披到銘銓的肩膀，遮住被捆綁的雙手，低聲下令：「跟我們走。」
銘銓無言離開前轉過身，用鎮定、淡然的眼光向我示意：「請放心，我會沉著應付，我會平安回來。」盧姐正好抱著小女嬰從後面走出來，她不敢開口，眼睜睜看著丈夫在眼前被帶走。
守在路面的五個公安帶著銘銓走在前頭，銘銓被命令相距約十來米遠跟隨著，方才的兩個公安又距銘銓十來米遠。他們全不帶槍，一切都很平靜，路人看不出是一宗白日綁架案。
盧姐望著小女兒哭了，我竟無從安慰。好久，才說：「銘銓哥用眼神向我示意，他會平安回來。」
日子一天天在恐怖中度過。才叔好心來勸我們，「不要做生意了，我後面有一空地，供你們種菜。」
我們總得把大量貨物賣完。因而幾個人輪流到後面種菜，只留一人在店面做買賣。公安局在路口搭建一座小亭，每天持槍監視全村，我們的生意買賣全在他們眼下。
阿典沒回來，銘銓又被捕，下一個目標可能是我們四人。每天，清一色表情冷酷的公安走過我們店前都向我們瞟來。才叔和僑胞們都為我們擔心，但所有人都束手無策。
三十一日下午，一輛摩托車駛到我們店前慢下來，車上的青年魏兆雄向我拋出一小紙團，我打開一看，是四個字：「越快越好」。
兆雄來自磅禾密市，精通高棉語，彼此雖是朋友，但自從來了公安，他就不與我們來往。相反，他常請公安人員喝咖啡、一起吃米粉，給他們送香煙。
這是兆雄得知我們的危急處境，趕緊通知我們盡快出逃。我一算日子，明天正好是一號，是紅高棉逮捕阿典兩周月、銘銓一周月，因此，明天，公安必定將我們集體逮捕，並可能以消滅資本家為名將我們處死。
吃晚餐時，我把兆雄的小紙條給大家看。說，今晚就必要逃命。沒想到，三個人都反對：「是要逃，但不急於此時。」「先把貨物賣少賣完再說。」連細心的鎮山也說：「太倉促。夜間行動，又沒通行證，路上崗哨多，被捕的後果必死無疑。」盧姐也為難，怕留下她母女伶仃孤苦。我說：「不要拿四條人命作賭博，生命無價，錢是向外物。‘越快越好’就是不能等了。」但我還是說服不了他們，想了想，走到屋子前後門的縫隙察看，只見幾個公安一反常態在才叔的水井周圍洗澡，路口的公安亭也首次有公安掛蚊帳準備過夜。大家這才相信情勢危急，趕緊佈署出逃計劃。
會柬文的李明冒充鄉長之名寫了幾張通行證（路上崗哨都是農民，大多不識字或不懂鄉長的筆跡、簽名），我們相約經柴楨省界的竹筍村進入北燕鄉，最後到二十公里處的城地市躲起來，暫時投靠那兒的朋友再作打算。
鎮山先提著水桶靜悄悄放到才叔的家門前，以此獨特方式向才叔告別並答謝一年來他對我們的關照。
我們每個人都只帶幾件衣服，吊床和蚊帳裡的收音機如以往開著，傳來北京電台的廣播。凌晨兩點正，李明帶著陳群拉上單車輕輕開門走了出去。十五分鐘後，鎮山也拉著單車出門了，再過十五分鐘，我最後離開。
別了盧姐、才叔、兆雄、其他僑胞和小竹屋。
我穿著背心短褲，單車後架薄薄的被單包著幾件衣服和一些鈔票。先後經過三個崗哨時，我都吹著口哨，裝著若無其事緩慢經過，沒驚動守崗者。
天快亮時，我們在城地市已被關閉的小學「會師」。守校的老師們一聽說，都嚇壞了：多地公安局將互通情報，幾乎所有公安人員都知曉來自白區的華僑青年各個聚集點，他們必將很快沿路搜捕。老師們趕緊安排我們藏身於一戶關係密切的僑胞家裡。
「城地」是柬語譯音，直通二十公里外的白區柴楨省會的公路兩側，是五十多戶廣東東莞人。這戶僑胞很熱情，但也擔心被公安人員路巡時發現「窩藏敵人」。他想了辦法：向左鄰右舍逐戶傳訊，要求全市僑胞與他家一起緊閉門戶，獲得全市僑胞配合。
主人招待我們吃早餐，兩夫婦輪流到門縫觀察。大概八點鐘，主人神色慌張從大門內轉身對我們說：「一群武裝公安人員正在公路上來回觀望偵察！你們來看，是菩提村的公安嗎？」我們走到門縫一望，果真是那批人。
逃到何處才安全呢？老師們和主人、多位鄰居一時拿不出主意。這時，後門被推開了，一位老師帶著菩提村的青年李琳進來。「我就猜到你們躲到這裡。」李琳笑著，「」很危險，我一早起身來到菩提村口，只見你們的店前圍著人群，旁邊有一輛牛車，幾個公安破門而入，掀開蚊帳準備抓人，只見收音機還響著，卻不見人影，原來你們擺了空城計。哈哈……公安人員把你們的存貨全搬到牛車上……但是，公安絕不善罷甘休，他們一定沿路搜捕。「要逃到哪裡呢？」做走私生意的李琳說，到二十公里外的柬越邊境「達隆」小鎮最安全。
「達隆」雖是柬境，卻由越共管理，距越南邊境、南越阮文紹政權佔領的「當嶺」市一公里。但敵對雙方都似有共識，「達隆」作為自由貿易區，互不侵犯，故此從沒發生戰事，成為走私者的天堂。近年湧入大量越、華僑和少數高棉人，很熱鬧。
中午時分，一切恢復平靜，我們四人三輛單車踏上公路再轉入踦嶇小路進入「達隆」，投靠一年前到此開西藥房的原柴楨教師陳川。
年近四十的陳川說：「這裡屬於紅高棉的二十三區，管轄原柴楨省大部分農村。各個小區、縣、鄉的公安局常派人前來收集情報或秘密抓人，由於是高棉領土，越共人多，但也沒成立地方政權。菩提村公安要是發現你們，仍有權力把你們逮捕。」他聯繫一戶越南農民，讓我們暫住他空置的草屋。「這草屋四周都是田地，你們不要外出，我每天幫你們買食物。」
陳川絕不是嚇唬我們。五六天後一個黃昏，我耐不住寂寞走到市上散心，遠遠看到那批該死的公安在街上來回觀望。
一週後，陳川告訴我們，他已經通過跨省走私者聯繫了遠在東北省份桔井市的原金邊中學校長，對方接納我們前去落戶。具體日期要等待籌借到兩架走私 摩托車。
在等待行程的十多天裡，走私者馬增光和小劉向我們簡介近三百公里路上紅高棉哨站、哨兵的分佈情況和應付方法、有些路段接近白區，可能遭遇金邊朗諾或南越阮文紹軍隊與紅高棉軍隊的交戰或飛機的掃射，七號公路有一四十公里路段沒有樹林，路過的摩托車極易遭到飛機轟炸、還要經過幾處小溪小河，人要躲進蘆葦多個小時靜待入夜方能過渡、進入村莊時紅高棉地方政權、各地公安的搜查盤問等等。
臨走前，多位投奔農村的原教育界長輩先後接見我們，詢問我們出逃的原因。他們大多批評我們。姓周和姓梁的話大意是：「你們在七三年元旦幹出一件驚天地的大事：在紅高棉看來，出逃就是背叛、敵人，他們誓必捉捕歸案。不論你們是否逃脫，後果都很嚴重……被抓到了必死無疑，逃脫了，又壞了我們愛國華僑的名聲。」
的確，二十三區屬於中部大區，大區管轄波羅勉省部分縣市、遼闊的柴楨和磅針兩省。紅色高棉組織嚴密，他們要是逐級上報，我們恐怕插翅難逃。
一月中旬，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小劉和馬增光各駕駛摩托車來到達隆小市鎮。我和馬鎮山、陳群和李明分別坐上摩托車離開柴楨省界，直奔波羅勉省的芒果市。五個日夜，經翁湖、進入磅針省的三州府、遼闊的橡膠園、足社、七號公路，來到湄公河岸的逢波小鎮已是夜裡七點鐘。
一路上有驚無險，一靠經驗老到的兩位駕駛員，二是紅高棉沒有通訊設施，各地聯絡工作靠人員騎摩托車傳達。遠離菩提村及周圍地區，就沒公安認出我們。
早在一九七零年七、八月戰爭爆發初期，紅色高棉剛剛立足，戰場上需要越共軍隊為其打天下，後方需要各族人民的支持，其成立的「民族統一陣線」正體現其廣泛容納不分種族、階級、宗教信仰共同參與救國戰爭的精神。從城市來到紅區的華僑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也大受歡迎：華僑身份得到承認，政策十分寬鬆，申請跨省通行證也不難。小劉與馬增光那時便獲得中央級的中部大區領導幹部發出的橫跨三省的特別通行證。這兩位精明幹練、精通高棉語的年青人便為上述三省的紅區華僑當任通訊員、運送物資、人員和其他聯絡事務。兩年後，紅高棉逐漸推行左的路線：同化華僑、成立合作社、禁止經商、加強監控、限制出行等等。作為通訊員的兩位年青人只好改為幫朋友們做些買賣的生意以維持生計，其特別通行證暫時可用。近兩年來，兩人在過關時會討好檢查人員，點頭哈腰、遞香煙、送禮等，對方也閉一只眼放行。（到了七三年初已經徹底禁絕通行了）。
路上很辛苦，躲躲藏藏，或半夜急駛、或烈日暴曬、飢渴、疲勞……藏身於悶熱的蘆葦之中，飛奔在橡膠園紅土地之上，路面或坑坑窪窪、或窟窿泥漿……幾乎每個鄉鎮村落都有華僑工作點可供休息，但只能夜晚摸黑進站，天未亮就趕緊出發。
且說我們趁黑來到逢波小鎮的醫療站兼和老師宿舍。黃校長說，這裡氣氛也很緊張，作為校長，他被紅高棉認為是拒絕同化的華人頑固小頭目。他可能隨時被捕。
他催促我們趕快到井邊洗澡，要靜要快，以免驚動政權人員。臨睡前，他說，桔井市人滿為患，四個人只能分流：我和鎮山搭船過河，陳群和李明繼續搭摩托車前往川龍和桔井市。「只要過了河或到達桔井省界，中部大區公安局就沒辦法追捕了。」
天濛濛亮，黃校長用事先向村民借來的小舟親自劃槳送我和鎮山過河。他一路憂心忡忡：「你們平安了，我卻不知何時逃離虎口？」
我從此便在河對岸往北兩公里處的棉花窟鄉出水村的山林中渡過了六年的時間：務農、結婚、生女。
很不幸，黃校長把我送過河後一個多月就被紅高棉逮捕，從此與河良的羅銘銓一樣永遠消失在人間。
在那一兩年中，從東南到東北，多位為了「顧全大局、堅守陣地」一再放棄逃亡的朋友陸續死於紅色高棉屠刀下。而我，因為是那次逃亡的發起者，飽受「貪生怕死」「畏罪潛逃」的批評。
四十六年過去了，世事已全非。紅色高棉早已滅亡，當年有關的人都到哪裡去了？
一九七三年二月，經歷了生死逃亡後，陳群姐被安排到桔井市勞動。她結婚後與許多華僑被紅高棉強迫到勞改營受盡折磨，兩年後因瘧疾和難產不幸去世；
馬鎮山與我到了棉花窟鄉後不到兩週，他就被調派到川龍市與李明一起務農。七九年一月，越南軍隊攻下金邊推翻紅色高棉，他和妻子、兩個兒女來到金邊幾個月後因糖尿病去世；
李明於一九七五年趁紅高棉「解放」全國初期，在局勢混亂中與未婚妻騎單車逃到越南。一九八一年一家三口投奔怒海定居於新西蘭，過著安定幸福好生活；
我於一九八零年三月十八日帶著妻女逃到泰國難民營，次年七月為美國政府人道主義收容。現定居於賓州費城，有三女一男和七個孫子女，兒女各有成就，孫子生活在良好社區。家庭式經營中藥材已經二十二年。除了行醫，也寫作、運動、周游世界。
二零零三年我從美國到金邊尋找到盧姐，她在郊外一個雜亂的市場做小買賣。她和羅銘銓生的女兒剛嫁到新西蘭。女兒不久就擔保她前去團聚；
也是在那一年，我在金邊找到魏兆雄，他在台灣人開的「人民醫院」當經理。談到當年他的小紙團救了我們四條命，他如以往般淡定平靜，認為是很正常的事，毫無居功姿態。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好朋友。他退休後不久因子女婚嫁到澳洲，他一家隨後也到澳洲定居；
當年在菩提村為僑胞們向紅高棉公安局寫聯名信擔保羅銘銓的青年李琳十多前在金邊因咽喉癌去世；
當年的摩托車駕駛員小劉一家人也於八十年代定居於加拿大；
馬增光於二十多年前因病在越南去世。
二零零三年，我來到家鄉河良，在六、七位親友陪同下開車來到約三十公里的菩提村。才叔的大屋和我們的小竹屋已成了平地，另五、六家水泥屋住滿了高棉人。十字路口成了路攤小市集，大多數居民是外地來的高棉人。沒人知道三十年前這裡發生過「驚天地」、「生死逃亡」的大事，而事件的主角從遙遠的美國回來尋覓當年的陳跡。
我費勁地尋找幾位年老年人，他們告訴我，才叔因為是華人，一家六口於一九七五年底被紅高棉驅趕到遙遠的菩薩省。從此再也沒有回來。（註：菩薩省是死人最多的省份）他們並不記得三十年前兩位手錶匠阿典和銘銓被公安逮捕和一群公安衝進小竹屋抓人的事。我正有些失望，忽然，一位老婦走向前握著我的手說：「我記得，我記得，正是你啊！你回來啦？來找才叔嗎？唉，不用找了，該死的紅色高棉不放過他的！」我問：「那批公安呢？」「死了好幾回了，上面一批來了殺一批，最後一批聽說是中央軍，把據說準備投奔越南的東區大小幹部殺得一個不剩。惡有惡報啊！」
(2019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