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包含因果報應：「舉頭三尺有神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息，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等等。
不但佛教，民間也相信冥冥中自有天數。報應有現世報：從善今生得福，作惡今生受罰；來生報：禍福延至下世或子孫；後世報：二、三世後或更久。總之善惡必有報應，逃不過，躲不掉。
有時做了善事，卻招來惡報，做了惡事，卻得到善報。民間認為，是前世先做了惡事，今生來報，現在做了善事，今後才有回報。
一
一九五一年，全國億萬農民在毛澤東號召下連續兩三年掀起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暴力運動。
我出生在廣東潮安文祠區下赤水村。外祖父母因有些田地，住一層半的青瓦水泥屋，僱人種田和收租，被劃為地主。外祖父的弟弟因在爭祖產時吃虧，在農民運動中「衝鋒陷陣」，一來公報私仇，二是表示與地主親屬劃分界線。他騎在外祖父身上，打他的屁股，強迫外祖父學狗吠，再辱罵、毆打……外祖父和舅父被鬥死，屍體埋在人來人往的地上。舅母在倉促中帶著兩個小兒女外逃他鄉，走散的大兒子被人發現，四腳朝天拋下池塘活活淹死。每天，外祖母身上被捆綁著粗繩，拉著石磨，農會用皮鞭在後面呼喝驅趕上山，要把她折磨至死。晚上由前家奴看管……
我出生不久就由潮州市的一位奶媽撫養，四歲時回到下赤水村。不久，父母和姨母搭船外逃到柬埔寨。所有親人逃的逃，死的死，剩下我和外祖母。一個晚上，看管她的前家奴經不起外祖母的苦苦哀求，悄悄把外祖母釋放。外祖母揹上我，摸黑爬過韓山，在好心的船夫幫助下渡過韓江，再交給奶媽。外祖母回來後在村外的婆姐嶺上吊自縊。
我是一條漏網的小魚，農會幹部必欲斬草除根以免後患無窮。他們終於打聽到養母的住所，每隔幾天便成群結隊、不遠路遠尋上養母要人。他們連續威脅，常月恐嚇，怎奈養母絕不放人。潮州市府也無法證明我是地主後代，農會無計可施。我至今還依稀記得當年那些農民大漢上門威脅、咄咄逼人的情景。我是在養母保護下長到十三歲才由柬埔寨的父母辦手續前去相會。
二十八年後的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帶了兩個小女兒從美國回到家鄉潮州，拜會了大恩人養母。我要到下赤水村去尋找當年的腥風血雨的歷史軌跡。養母心有余悸，急忙阻止：「千萬不可啊！那是個青面獠牙的地方啊！」
我的表姐和她的三個年輕力壯的兒子、養母的兒子等多人陪我回到下赤水村。我們進入當年外祖父母的屋子，也找到了那位好心、年老的家奴。我看了表弟被人拋下、活活淹死的池塘，外祖母上吊的婆姐嶺。但找不到外祖父和舅父的埋屍處。我問表姐：「當年的農會幹部還在嗎？他們知道我來嗎？我可以去見他們嗎？」表姐說：「有三個患了癌症，死得很痛苦，剩下的也是多年疾病纏身，生不如死。七十歲了，走不動了。真是蒼天有眼啊！他們不知道你來，但是過後就會知道。你初來乍到，不要去見他們。」
原來，當年殺氣騰騰的農會幹部幾十年來一樣貧窮，一輩子跨不出村，挺不起腰，也沒有田地。而我是衣錦還鄉，「自投羅網」。對他們來說，本是「得來全不費功夫」，現實是彼此天差地別。
落後的農業國，地主是歷史產物，亞洲各國幾乎都是如此，難道都要以滅門、株連三代斬草除根嗎？台灣也有地主，國民黨卻用溫和、理性的措施解決了。政府、地主與農民皆大歡喜，耕者有其田，農民福利好。
農會是被利用的打手、凶手，以當家作主的姿態作惡。
確切的資料顯示，當年，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提出廣東「要大張旗鼓，雷厲風行，要數目字」進行土地改革。於是「村村流血，戶戶鬥爭。」造成濫殺情況嚴重，每個鄉要定出殺地主的指標計劃。在運動中，有1156人自殺。
四、五歲的小孩是無辜的。但幾十年來，我也做錯一件事：由於我隱瞞出身加入少先隊，視地主為人民大敵。我在柬埔寨與父母相處時，表現對外祖母的仇視，全然不顧當年外祖母在黑夜中冒險把我揹到近二十公里外，交給養母的焦急心情、勞累和救命之恩。我不孝，違背人倫，忘恩負義，很傷父母的心。我現在已有多個外孫，我更理解做祖父對孫輩的愛心。我對不起外祖母。親愛的外祖母，我永遠向您謝罪！
二
一九七三年，柬埔寨戰爭爆發，我在紅色高棉控制的位於東南大區的波羅勉省菩提村與幾位朋友合作做小生意度日，被定性為資產階級。有先前多位朋友因做生意被捕而失蹤後，我得到消息，在其公安部準備捉捕我們的幾個小時前的凌晨緊急出逃。天亮時，各地公安布佈下天羅地網，到各地華僑聚居點搜查，一直到追到柬越邊境。幸得在外地朋友幫助下，用摩托車把我們從柬越邊境經過兩個省份，渡過湄公河，終於擺脫公安的魔掌。（見拙作《生死逃亡》和《泰山鴻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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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攝于波爾布特被焚屍揚灰的地方 |
三十年後的二零零三年，我從美國回到菩提村。人事已全非，村民都不知當年事，只有一們高棉老婦記起。我問她：「那批公安人員到哪裡去了？」「早就死光光了。金邊的中央軍，來了一批殺一批。惡有惡報啊！」
原來，一九七五年，紅色高棉上台後的次年年底，柬共總書記波爾布特懷疑東南大區領導層是親越派，派出大軍前來清洗，後來又從西南調派有「屠夫」之稱的「達莫」接任大區司令。兩次大屠殺，共殺死該大區紅色高棉軍政人員、甚至連普通士兵、下級幹部達十萬之眾。
當年那些千方百計要追殺我的公安，如果地下有知，將作何想？
紅色高棉領導層，個個都遭到現世報：波爾布特遭到叛變的達莫領軍追捕，他倉促逃亡時手上還掛著輸液吊瓶，兩百名隨行人員最後剩下十幾人。他患有嚴重的心臟病、風濕關節炎，舉步艱難，坐在地上哀嘆，束手就擒，被達莫的軍事法庭判處無期徒刑，在被送到金邊接受國際法庭審判前死於心臟病，在荒野被焚屍揚灰；其擔任中央委員的妻子在絕望中患上精神分裂症孤獨死去；困守在柬泰邊境的紅色高棉高層最後發生群犬嘶咬，國防部長宋成被槍斃後，其屍體被汽車來回輾壓；軍隊官兵紛紛投降。達莫在走投無路拽著一只腳被押送到金邊，在牢獄中死去；國家主席喬森潘、柬其副總書記農謝被國際法庭判處終身監禁……
紅色高棉致死兩百多萬人民，罪惡滔天。其上至領導層，下至惡行的幹部、士兵，除了現世報，也逃不過來生報、後世報。
我一生逃過兩大劫，來到美國後，才能堂堂正正做人，生活美滿，家庭幸福，子孫滿堂。青少年時期，由於貧窮、磨難、逃亡不斷，我斷斷續續只讀了六年半的書，如今出版了三本得獎的書：我從沒正式學習中醫，如今在美國開藥材店、行醫已二十六年。是歷練積成的善果？是善因得到的善報？是得到上天眷顧？無論如何，我的餘生要明辨是非、回報社會，盡己所能，揭露黑暗、控訴罪惡，申張正義。
(2024年5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