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三歲從中國到柬埔寨，很不適應當地的生活，千方百計要回祖國，無奈親人反對，家境又貧窮。我很早就失學，在金邊當童工，極盡所能節衣少吃，到二十歲時終於積存一筆到中國的單程飛機票。
此時，金邊各華文報章報導毛主席高瞻遠矚，發動文革，形勢大好，防止劉鄧集團復辟、「走資派還在走」等等。我原是少先隊員，自當回到溫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
後來，聽到一些從中國回來的人說：「文革亂得很，學生鬥老師，兒女鬥父母……歷史文物被大量破壞，有些地方進入武裝大亂鬥……」「不是溫暖的大家庭，是鬥爭，仇恨。你回去可能正當其衝。海外關係、資本主義走狗……」我的天！我還是地主階級出身，外祖父母早就被鬥死，我是一只漏網的小魚。回國一經查明，我是黑五類之首。
各大報章、社團、學校全都竭盡所能大力宣傳文革和毛澤東思想。印尼、緬甸愛國華僑師生與當地反動派勇敢作鬥爭，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一個接一個手持毛主席語錄從校舍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視死如歸直跳下來。接著，各華文報章援引人民日報文章：《最後勝利屬於印尼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緬甸奈溫反動當局沒好下場》、北京夜間發表記錄述評：「東南亞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七零年元旦，北京電台廣播《人民日報》社論：《迎接偉大的七十年代！》
既然愛國，就要熱愛領袖毛主席，就要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戰爭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
一九六八年，越南戰爭的「新春大捷”後，數百計的華僑學生背著家人投奔越南戰場。
毛澤東思想與文革宣傳日以繼夜，華社一片紅，形勢大好。
西哈努克親王下令封閉全國華文報章，各地華校不得懸掛毛澤東畫像，局勢緊張，柬埔寨有反華跡象。一九七零年三月十八日，親美的朗諾將軍發動政變，親王流亡中國，柬越邊境爆發戰爭。數千計的華僑青年學生、教師、文化界人士和一些愛國僑領紛紛投奔紅區，分別加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紅色高棉和華運組織。我也順應潮流，聽從毛主席的「死得重於泰山」的教導，準備為世界革命獻身。
萬萬沒想到，我在解放區三年後，竟然忘了初心，率先背叛革命，當了逃兵，廣受嚴厲批評。
原來柬埔寨華社早就有地下革命組織。在解放區，公開名稱是「華僑革命運動組織」，簡稱「華運」。「既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的黨。」華運黨員稱為「社員」，團員稱為「隊員」。華運成員彼此互稱「同志」。華運組織五位常委，除主要領導，另四位分別負責東北、東南、西北和西南各大小分區的華運工作。
一九七二年六月初一個晚上，負責東南區的一位常委來到波羅勉省為我們這小區主持會議，傳達當前的工作是領導和發動華僑在後方支持柬埔寨的抗戰、宣傳毛澤東思想，先成立「華聯會」，再成立「華僑青年組」，派發華運機關報《前鋒報》。這位常委在會議中透露華運有四十年的歷史，由領事館領導。政變一爆發，領事館指示，華運盡量發動群眾進入解放區。
華運在農村普遍受歡迎，華運人員為僑胞辦學，送醫送藥，針灸治病；在一些市鎮卻受排斥，歷史上是當地僑胞、董事會聘請外來校長和教師，怎可搖身一變反客為主？
我的單位在波羅勉省河良渡口通往柴楨省一號公路北面的農村，我被分配為十幾個華僑子弟教中文。後來在華運中學會一些針灸技術，便被派到各村為高棉農民扎針，當赤腳醫生。華運的醫療隊伍大受貧窮又缺醫缺藥的高棉農民歡迎。
我主要的工作是踏單車到附近各村莊為農民扎針。繁忙時，一天要服務七十名病人。農民對扎針趨之若鶩，視為「神針」。每天一早，單車一進村，孩子們都高呼：「醫生來了！醫生來了！」每天傍晚，我告辭時，單車後架載著農民送給的不同農產品。高棉老婦緊握我的手：「上天保佑你，佛祖保佑你！」我在實踐中提高扎針水平，能治好農民的病，與病人一樣高興，又幫忙解決大家的糧食困難。
形勢急轉直下，一年後，紅色高棉取締華運組織。他們是主人，華運必須接受其領導，不能搞國中有國，黨內有黨。西南和西北區個別華運人員接受紅柬的收編，大多數在北越軍隊護送下北上最大解放區──桔井省會。其他的也就地解散。耐心等待祖國方面的指示。
我再也不能教學，不能當赤腳醫生。為了生活，我和三位朋友勉強湊一點錢在與柴楨省界的菩提村做小生意維生。
當地成立公安部，監視華運和華聯會。各地傳來有華運人員被捕的消息。
我們雖然停止工作，但做生意屬於資產階級。先後有兩位改做修理手錶生意的朋友被公安帶走，下落不明，我預感有一天會被逮捕。
一天傍晚，一位與公安人員關係密切的魏姓朋友暗中向我通報緊急出逃，我當晚就發動另三位朋友準備出逃。三位朋友均反對，要等待上面指示，但都被我說服。當晚凌晨兩點左右，我們四人分三批拉著單車，開著收音機，掛上蚊帳，擺了空城計，不帶雜物，摸黑直奔各地華運駐地，天亮時到達由越共控制的柬越邊境農村。
紅柬組織視叛逃為敵人，他們紀律嚴酷，讓敵人逃脫必受處罰。縣公安局通報大區，布下天羅地網，大隊人馬於天亮時就分頭到達各華運駐地搜捕，但都被我們「捷足先逃」。我們躲藏在一間田間的小茅屋。幾天後的凌晨，兩位通訊員用摩托車把我們運送到兩三百公里外的磅針與桔井省界。我們四人分手，我在湄公河的「逢波村」由「華僑學校」黃校長用小船運送到對岸。徹底擺脫東南區公安局的追捕。
在逃亡路上，我先是受到本區領導、前中學周校長的大力批評：「壞事了！你破壞了中柬革命友誼！根本不必逃！革命還怕死嗎？」在磅針省橡膠園的駐地，中區領導的梁校長指責我：「別說了，你就是怕死！即使是死，也不能逃。你根本就不是幹革命的料！……」我們路過的各地華運駐點的朋友，也有支持、同情的，但大多是嚴厲批評。各地華運朋友有的明知處境危險，但都是守紀律、堅守崗位、「大局為重」。我不但當了逃兵，還發動三個人集體叛逃，影響惡劣，在華運史上，前所未有。
歲月悠悠，世事紛紛。幾十年過去了，回首當年事，我一直沒有後悔。事實證明，我當年要是不「叛逃」，必死無疑。而許多堅守「革命立場」、「大局為重」的華運朋友，明知處境危險，仍然「堅守崗位」，結果全被紅色高棉公安抓捕處死。僅我知道的有上述的逢波村黃校長，柴楨省二十三區、北燕市的勁松、梁斌，成東縣城四位前端華中學師生，波羅勉省近知名縣的郭忠。至於那些離開華運，主動加入紅色高棉的多位年青年長的朋友，幾乎全部被殺殆盡，實是「自尋死路」。上述無辜朋友的死，與當年印尼、緬甸排華時，愛國華僑師生跳樓一樣，是重於泰山嗎？數以千計、獻身於印支戰場的的熱血僑胞，有誰為他們立碑樹傳？應否代代相傳？
還是孔子說的好：「亂邦不入，危邦不居。」當年的僑社，如果宣傳中國傳統文化而非毛思想，必可挽回許多人的生命。
當年在我「鼓動」下一起出逃的另三位朋友，過後都十分慶幸。一些仍記得當年事的朋友，也改口稱讚我「眼光獨到」、「佩服！佩服！」
我在紅區眼見紅色高棉政權所作所為都是惡行劣跡，違背天理。(見拙著《紅色漩渦》)潛意識不相信偉大領袖的革命大道理和其他令人熱血沸騰的宣傳。紅色高棉是真正的法西斯，是一個迫害人民的罪惡政權，為其而死，實是輕於鴻毛。紅色高棉為實現其「共產主義」致死兩百多萬人民，還不足以說明問題所在嗎？
求生是人的本能。我出身地主，孩提時隱瞞身份在好心婦女保護下，躲過農會追捕，又逃過三年大飢荒，在親人千辛萬苦合力幫助下來到柬埔寨，好不容易長大成人。我若為追求「重於泰山」白送死，對不起親人，也對不起自己。事實證明，在攸關生死的大事，還是頭腦清醒才有活路。
在紅色高棉血腥統治時期，我死裡逃生至少十次，或許真有上天保佑。我當赤腳醫生時，每天黃昏，高棉老婦握我的手說：「上天保佑你！佛祖保佑你！」
走寬闊大道，在自由的天空飛翔。我在美國行醫已二十七年，正是：逃生明智，一生無愧，餘生精彩。
(2024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