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嫂夫人因不慎跌倒，醫生診斷後謂腦裡有淤血硬塊，懷疑會變成腫瘤，建議立即動手術切除。當問及手術是否有把握可以順利進行、成功率是多少時，主治醫生說成功機會是95%，只有5%有危險；但如果不開刀，說不定5年、10年後會不治。有九成半的把握，相信誰都會簽字。怎知道，嫂夫人被推進手術室後，就再也沒有醒過來，連臨終訣別一句話也沒有留下來。
不是說「如果不開刀，只可以活五到十年」嗎？怎麼就這樣兒戲，斷送了一生？嫂夫人才50歲，孩子失去母親，丈夫永別妻子，痛定思痛，老同學決定循法律途徑討個公道，他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有律師樓地址電話，我答應等晚上女兒回來後徵求其專業意見，看看能否控告醫生疏忽。
女兒週日晚從律師樓回來，整個人已疲倦得沒精打采。當她聽到我提及此案件，又神采飛揚，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娓娓道來，她還沒看到紙條上的資料，就說出一位專門幫病人打官司的律師名字，我找出複印紙條，果然一字不差，就是她說的那名律師。但是有許多變數，首先，必須要找腦科專家證明該醫生在施手術時疏忽，導致病人死亡。這是最難的一關，魁省為頭顱開刀的醫生本來就不多，他們之間會否互相包庇，外人不知；除非從安省或其他省份邀請腦科權威，對整個手術重新調查。其次，醫生買的保險是非常可觀的，要告他們失誤，必須有鐵一般的證據才能入罪。所以，這個案件，成功與否，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是金錢；第二，是律師。前者是主要的，因為，要花的律師費也許是個天文數字；後者是該律師的良心，如果他肯全力以赴去搜集證據，不惜任何代價打抱不平。除非死者是他的親人，否則，他衡量得失，認為是「得不償失」，就會敷衍了事。我聽後搖頭嘆息：難道就讓醫生逍遙法外？女兒認真的糾正我的定論：「法律還沒有判決，怎能就認定該醫生有罪？別忘了，即使手術有5%危險的機會，就足以讓該醫生擺脫官司糾纏。」
不管怎樣，應該試一試！但一想到昂貴的律師費，一般普羅大眾、升斗市民又怎能付得起？第一次見面，了解真相，討論案情，聽取意見，最高收費2000元，以後每次見面是600元，以上是不計時間。也有按鐘點計算的，就更離譜。還有一種，是不贏不收費，官司打贏了，律師樓取得賠償金額的若干成，這是動輒上百萬元的大案件，肯接這些訴訟的律師看準了會勝券在握，另當別論。
我聽後冷了半截，怪不得有位詩友說她反對兒子唸法律，改唸牙醫。因為律師這一行業，顧客第一，只要對方付得起昂貴的律師費，就會為了替當事人洗脫罪名而各出奇招。我問女兒，妳會不會為了錢，喪盡天良，她笑說：律師樓的聲譽非常重要，總不會為了錢，替傷天害理的殺人犯說情，將殺人罪強加於無辜者身上。加拿大是法治國家，不是有錢就可以隻手遮天，顛倒是非黑白。我急了：那為何不能為枉死的病人討個說法，將那庸醫的牌照吊銷？要是嫂夫人生前買百萬元的人壽保險，醫院就不敢貿然為她開刀，一定會徵求保險公司，派遣腦科權威來，絕不會那麼草率了事。
人命關天，醫生診斷時判錯案的例子層出不窮，能被法律制裁的又有幾人？還記得1981年，我曾在新布倫斯域省某醫院與著名華裔主治醫生相處一段日子，有一天他在查看X光菲林，然後用錄音機逐一將診斷報告錄下，交給女秘書打字。看他權威的判決，我笑著說，您儼然像個大法官。他長嘆道：法官判處死刑，還可以上訴，我這一鎚定音，沒救！這是末期肝癌，那是肺癌，這是結腸癌，那是前列腺癌，我很少判錯案，只有「應不應該醫治」的差別。我近乎哀求：為什麼那麼殘忍，眼看著才18歲的少女被判死刑：只有三個月壽命！難道不能人道一些，盡可能搶救？我問他：是否在醫院幾十年，看慣了生離死別，所以對病人的死亡無動於衷，如果躺在手術床上是您的女兒呢？您會這樣輕鬆判刑？聽女兒說，她的同學到醫院去聽醫生告知她母親之醫療報告，當時她顫抖的走進醫生辦公室中，手心冒冷汗，心跳得十分厲害，又不知母親切除的腫瘤是良性還是惡性。只見醫生若無其事，左手拿著蘋果，咬了一口，右手翻看報告，然後搖頭說道：妳母親證實是得了末期胃癌，妳和家人要有心理準備，今年之內她會病逝。說完後繼續咬那蘋果。我的天！如此嚴重的病情，竟出自一位毫無守則的醫生口中，而且像是閒話家常似的，一點也不專業，一點也不嚴肅。
如果缺乏醫德的醫生，喪失道德的律師，對豆腐渣工程視而不見的建築師，幫人家逃稅的執業會計師，嗚呼！世界馳名的最高學府竟然培養出這樣的專業人才，是禍？是福？孰可喜？孰可悲？
(2010.03.05《華僑新報》993期)
敬讀盧茵《感事》
李錦榮
學府多求知識傳，金錢底線隱然先。
利名為是成功事，人道何關爭競邊。
會計聰明生意滿，醫家不憫石心堅。
師文重德真吾旨，世上難尋火裡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