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給兩女訓話：一年大一歲，凡事要三思而後行，不能太衝動，不能意氣用事，不能這不能那。她們當然不會洗耳更不會恭聽，像這樣老調重彈，聽的不厭說的也夠煩，一切順其自然吧！
還記得小時候，母親每逢除夕，就會千叮嚀萬吩咐：明天是正月初一，不能罵架，不能發脾氣，不能講不吉利話，不能說「死」，不能打爛東西，不能拿鎚子釘牆壁，家裡開雜貨店但不能賣針，不能掃地。我們小孩子是水過鴨背，哪裡聽得入耳，反正明天有紅包拿，想要我怎樣就怎樣吧！
長大了，漸漸明白母親的心態，她的確在小心翼翼做人，由不得有半點差池。試想我這兒子生下來不滿一歲，她就守寡，如何擔保我不會節外生枝而能平平安安活下來，她怕萬一出了什麼岔子，闖出什麼大禍，這「人」就做不下去了。我現在回想起來，心裡多麼內疚，多麼慚愧。我這不孝子，在學生時代，被政治牽著鼻子走，讓母親日夜提心吊膽，不知為我的安危掉下多少淚。放學不回家，留在學校參加毛選學習班，當時還沒有像今天那樣可以撥個電話，可憐母親整整幾個鐘頭站在巷口，等著兒子平安回來。假日和一大群同學騎單車去數百公里的鄉村，幫柬埔寨農民插秧，並借機會宣傳毛澤東思想，向他們派發由我們譯成柬文的毛選中某些文章，還向他們派發毛澤東像章。母親到處打聽兒子下落，挨家挨戶去問同學的父母，他們也一樣不知道兒女要去幾天才返金邊。
當時學校對學生的思想灌輸，就像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我們接受的幾乎是「軍訓」，分分鐘做好準備，隨時隨地要為當地的「革命事業」獻出生命。我將這訊息向母親宣傳，她臉色變青，哀求我不要再上學，那裡簡直是軍營，不是學堂。春節將到，母親為我買新衣服，誰知大年初一，我特地穿得破舊，大清早去派報紙，說是「義賣」籌善款扶貧。我們偏激、幼稚、單純的思想，正好被那些「愛國進步」教師所利用，很多同學進入「解放區」拿槍，最後死在槍林彈雨中，連名字也沒有留下。而留在「白區」的一些同學，也因為行蹤暴露，或被叛徒出賣，死在刑場上。柬埔寨於1975年4月17日「全國解放」，赤柬展開空前絕後的大屠殺，而那一群遙控著學生命運的左派革命頭頭們，被接回中國大陸，養尊處優，還當上政協委員。歷經生死大逃亡後，學生們分散到全球各地，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筆血債未追討，他們的家庭成員慘死、失蹤，能虎口餘生的寥寥無幾。
碩果僅存的幾位老師中，移居紐西蘭的楊璧陶老師最令人敬重，她老人家憑天地良心和道德勇氣，用筆桿子把赤柬殺人的實況寫出來，和盤端出，公諸於世，讓世人知道歷史真相。她到加拿大時，曾經來滿地可，我與她開車去渥太華，一路上楊老師將柬共的骯髒面目無情揭露，並對當時那夥「愛國進步教育事業」的大權在握者之猙獰嘴臉嚴辭斥罵。楊老師的夫君是林宏毅主任，在「解放區」罹難。相反，那位臭名昭彰的頭頭，不但沒有為柬埔寨「革命事業」獻身，還踩著同事、學生的屍體爬上權位；數年前來加拿大，也曾到滿地可，我和幾位友人送他去中央火車站，我責問他為何不營救戰友、學生，自己先逃跑，又痛罵他向我們灌輸「革命思想」。他假惺惺的掉了幾滴鱷魚淚，吐了一句話：這是歷史的錯，不能由某一個人來承擔責任。又批評我「太偏激」，沒有考慮當時的「客觀條件」而胡亂下斷語。他回到廣州後，又活多十幾年，日前80多歲才死去，此人為虎作倀，助紂為虐，未蓋棺已先定論，若提及他是我的老師，「恥辱」！若提及是赤柬的幫凶，太抬舉，他不齒於人類。
寫到這裡，想起詩人臧克家《有的人》這首詩：「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做人要光明磊落，俯仰無愧天地，褒貶自有春秋。活要活得清白，死要死得明白，否則，到九泉之下何來顏面去見昔日那批出生入死的戰友？話又說回來，逝者去矣，生者還在，就不明白還有一群頑靈，甘願昧著良心為死去的頭頭痛哭流涕，如喪考妣，還不斷到處像撒傳單似的將悼文寄出，而且恐怕寄不出，一連寄了10次。死一個行屍走肉的人渣，親者快仇者痛，除非你與他是一丘之貉，沆瀣一氣。我的同學一家12口慘死，她隻身逃出生天，如果上蒼有眼，應該懲治極權統治者及其逍遙法外的幫凶，哪裡還會寫歌頌文章為這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歡慶80大壽？
正值年初四，再讀《紅色漩渦》作者余良文章「劉主任走了」，思潮起伏，情緒激動。我母親和侄兒慘死在赤柬暴政下已經35年，而加重地殼負擔的茍活者卻還多活了40年，不但沒有被拉上審紅庭，還享有「生榮死哀」的殊榮，這是什麼公理？撰寫歌功頌德文章的人，是否應該懺悔呢？
(2010.02.19《華僑新報》第991期)
敬讀盧茵《做人》
李錦榮
小心翼翼做人安，墨母人生身教端。
凡事三思人怨少，至人無悔境何寬。
滌情知遠詩人達，立志崇真人性難。
明德執中人道近，人人慎獨世如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