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將產業工人列為「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時代不同，國情不同，今天的加拿大產業工人，當然不能與1926年的中國工人相提並論，他們不再是「經濟地位低下」，「失了生產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望。」我的熱水桶工廠這些「藍領」工友，每週工作4天40小時，加班20幾個鐘頭，週末週日休息，扣除聯邦稅、省稅、失業保險、退休保險、醫療保險、工會和其他稅捐，再扣除定期退休計劃RRSP，憑每週收入維持日常開銷，衣食無憂，綽綽有餘，談不上「赤貧如洗」。
昨晚墨西哥工友戈比告訴我，他的居留申請被拒絕，加拿大移民局限令他最遲在12月5日以前必須返回原居地，並通知工廠，不得再繼續聘用，否則觸犯法律。我好言安慰，並希望他回到墨西哥後再重新到加拿大大使館申請移民，因為他的小女兒在加國出生，應該還有希望。戈比今年31歲，3年前與妻女來滿地可，由於簽證逾期，移民局多次遣返，他一直申請居留不遂；雖然6個月前妻子在醫院誕下第2名女嬰，加拿大政府基於人道立場，允許父母兩人中一人留下，不忍夫妻被人為拆散，他只好認命，決定舉家遷回。我問他關於墨西哥的生活水平，他說一般工人每天薪金10美元，技術工人可以賺取25美元。他如今托職業介紹所，每週要從薪水中扣除可觀的款項，但仍然比在墨西哥高出10倍以上。他回憶當初背井離鄉來加拿大，就是為了生活。他剛抵步一個月，63歲的父親就病逝，他不能回去奔喪，只有默默流淚。他不會講英、法語，只能替西班牙人打黑市工，不斷將錢匯回家，給老媽建房子。他還說結婚6年，沒有度過蜜月，有點遺憾。
除了戈比，另一位危地馬拉工友亨利也是從職業介紹所找來的。這幾年來，很少有正規工人申請入廠，老闆的算盤打得響，雇用臨時工，不用付醫療保險，隨時解雇他們也沒有遣散費，而且工錢低廉，又不用考慮工會關於加薪的合約。而且這些工人非常勤快，因為害怕分分鐘被炒魷魚，所以任勞任怨，逆來順受。不像我們那些幹了幾十年的老工人，倚老賣老，5年簽一次合約，每年加薪3%，工會向老闆討價還價，又送雪褸又送工作靴；老闆看在眼裡，因為擔心罷工而不斷讓步。試問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產業工人，又怎麼可能成為「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
表面上，工友們買名貴四驅車，買漂亮房子，年年到東南亞、歐洲度假，他們的生活水平，完全追得上寫字樓的「白領」。實際上卻不是那麼回事。我在這裡呆了快20年，像閒話玄宗的「白頭宮女」，看著每年進進出出的工友如走馬燈，如果為他們每人寫一篇專訪，足足可以出一本《工友傳記》。我由於能講他們的語言，所以在溝通方面一點也沒有障礙，平時他們會找我吐苦水，發牢騷，會求我幫他們讀政府來函，講解銀行結單，原來，他們家裡連一台電腦也沒有！慢慢的，我才發現，這些工友心地善良，頭腦簡單，安於現狀，容易滿足。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自卑，「我個子矮小，沒有美女喜歡。」「我不會講英法語，又不會讀報紙。」這和我在「草根」、「工友」兩篇隨筆中寫的迥然不同。很多人都婚姻失敗，或有離婚、再婚紀錄。工頭老婆癌症病逝後，他獲得一筆人壽保險金，買新車，進賭場，恣意揮霍，最後連車也變賣了，還要向養女伸手借錢。後來搭上一越南小寡婦，比他小十幾歲，身邊帶了分別與4個男人生的4個小孩，工頭看在錢的份上，幫這小富婆養便宜兒女。幾年過去了，撈不到什麼好處，工頭又與另一名只有30來歲的越南女人同居，還幾次偷偷拿了越文信求我逐句翻譯成寮語給他聽，原來是該越南女人的前夫寫給她的信，要求復合。我警告工頭，小心有一天被人家砍成18塊，喋血街頭。阿吉與老婆鬧離婚後，一對兒女都不要了，跑到柬埔寨去娶了今年只有20幾歲的小家碧玉，擔保來加拿大。兩夫妻年齡相差一倍，出街像父女，他不敢帶新婚妻子來工廠，怕被如狼似虎的工友吃掉。阿辛說他每週發薪水，支票繳交，老婆大人給他20元，他沒有亂花，如今儲存的「私己錢」有800多元，不敢給母老虎知道。我問他為何不勸兒女讀書，任由他們去打工，「我不是他們的父親，他們不會聽我的話！」賭風在工廠十分盛行，每週地下彩票、冰球，他們都不會錯過，而且賭得很凶。週末到朋友家聚賭，欠下賭債，變賣汽車償還。他們聚在一起，話題就是女人、黃色笑話、脫衣舞，幾乎沒有一位工友的子女能考上大學，他們每週加班賺的錢，比寫字樓的文員還多，為什麼不能給孩子報讀私校提供好一點的教育素質？我對他們「另眼相看」。
(2009.11.27《華僑新報》第979期)
敬讀盧茵《底層》
李錦榮
萬算千思奔遠方，為求日子享安祥。
生離死別隨時至，福壽窮通何處將。
文化認同風俗陌，危機內在世間藏。
異邦雖富如陽燄，衣食無憂魂夢茫。
敬讀《底層》有感
丁樹清
富國基層民不累，歡心度日平安類。
勤勞守約正行為，儉樸生存反樂醉。
智欠精靈有力威，文疏蠢昧無思睡。
隨人助興入潮流，定獲溫親居住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