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5篇：《浪跡》

1974年9月14日，我越過柬泰邊境進入泰國，離開柬埔寨已經整整30年，從未回去過。母親於1975年初仍在馬德望等我返回相會，由於當時還沒有身份證，不能成行，她等了一個多月，失望地返回首都金邊，當時已兵臨城下，不久，赤柬入城，金邊淪陷，母親和侄兒慘死在暴政下。

而我則浪跡天涯，由1971年去越南開始，一直在顛沛流離中，像無根的浮萍。到了泰國後，我以為從此落地生根，不會再遷徙，誰知這一次跑得更遠，竟然來到北美洲冰天雪地的加拿大。

難忘泰國的那段日子，雖然已30年過去了，依然猶如昨天。首先就面臨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的挑戰，到曼谷第二天，便成了又聾又啞的異類，舅父的塑膠廠說的全是泰語，我知道要住下來，一定先克服語言一關。有不少女工從柬泰邊境的武里南府、四色菊府來，她們講「上柬話」，很生硬，但可以聽得懂，雖然沒有標準柬語那麼正統，但比起越南柬僑的「下柬話」可悅耳多了，我於是用柬語向她們請教泰話，漸漸才發覺，原來不論是柬語、泰語、寮語、緬甸語，只要是巴利文和梵文轉化過來的，幾乎全通用，而柬語中的豐富詞彙足以幫助快速學習泰語，看來，我終於找到竅門了，三個星期後，我花了一百銖泰幣在南星書店買到了蕭元川編著的《最新中泰大辭典》，後來又陸續買了《暹漢辭典》和《泰英中大辭典》，這些工具書陪著我度過每個晚上，由於有柬語為基礎，我在六個月後可以閱讀泰文報紙，一年後能使用打字機幫舅父打泰文書信。

在炎熱的曼谷，塑膠廠裡白天的溫度高達攝氏四十多度，只穿一條短褲，赤裸上身，汗流浹背。我在廠裡什麼活都幹，舅父看在眼裡，有一天他問我，你有打算回金邊嗎？我茫然無法作答，因為金邊已是座人間活地獄，消息全無。後來我才知道，舅母的哥哥是警少將，很有勢力，我的居留證是他幫搞的，有了身份，我再也不必東躲西藏。泰國華僑三十歲以下很少懂中文，所以，會寫流利漢字是頗吃香的，舅父將另一間工廠交給我打理，負責寫中文信寄給老僑，我一有空還可以給幾家中文日報投稿，稿酬很不錯，一篇小說可以吃一頓海鮮大餐。我開始結識商賈名流，也代舅父出去應酬，因此被一位李姓大老闆賞識，他是和舅父一起從汕頭搭紅頭船過番，一起在暹羅闖天下，除了有礦場，還有一間規模很大的牛仔褲工廠，他問我肯不肯去幫他理賬目，兼統籌客戶之營業配額，我說要回去問舅父，他笑說：塑膠廠才幾十個工人，我的牛仔褲廠上千工人，你舅父一定不敢反對，我跟他說就是。我於是搖身一變，坐冷氣房，西裝領帶，出入有司機，薪資是舅父給我的五倍，年底還有花紅，每天去巡視市場，去了解布料行情，而且經常跑香港和新加坡，有時一天來回，晚上則到酒樓應酬客戶。我知道自己在變，似乎也在墮落。我抽的是名貴香煙，喝的是XO好酒，昔日報社文友再也無暇來往，當然不會再投稿，往往喝得爛醉如泥，由司機送我回公司宿舍。翌日一大早還要陪老闆去新加坡簽約，在飛機上大嘔大吐，十分狼狽。

我獲得老闆的信任，也獲得舅父的讚譽。當時舅父的塑膠廠生意每下愈況，周轉不靈，債台高築，將期票拿到我任職的公司抵押，換取現金支付人工，誰知多番跳票，我掌管賬目，能通融盡量通融，老闆偶爾也過問一下，沒說什麼。一連幾趟折騰，我知道紙包不住火，於是一五一十向老闆交代清楚，他問我如果有需要，可以給我貸款，轉借給舅父，條件是我必須是他的家裡人，這弦外之音，就是要我入贅，做他的女婿，我當然不肯，寧可讓舅父失信。這件事留下了陰影，我左右為難，深知再難有所作為。適逢有朋友結伴想以難民身份爭取出國，要我利用關係帶他們入難民營，我與高官有深交，又有朋友接應，於是大膽入營幾天，然後回曼谷，向老闆遞交辭職信，令他愕然。我以志在四方為理由，決定尋求機會出國。老闆十分沮喪，三年多的感情，的確可惜。他當時已有病在身，1980年我到加拿大後不久，就聽說他腦溢血病逝，享年56歲。

泰國的經歷是人生一段插曲，有辛酸，有甜蜜，有痛苦，有溫馨。30年過去了，那七本日記被我人為毀滅掉，雖然可惜，但我必須拋棄那段追憶，慢慢變成空白。我戒了煙，酒也少喝，再也沒有揮霍無度，聲色犬馬，再也不會動輒發脾氣，胡亂飆車；我努力彌補荒廢掉的那幾年，趁思路尚條理，精力還有餘時，重拾禿筆，與時間賽跑，能讀幾本就讀幾本，能寫多少就寫多少。

每當翻查中柬字典、越漢詞典、中泰辭典，前塵又會一幕幕浮現眼前，是那麼縹緲、朦朧、模糊，又是那麼真實、逼真、清晰。人生記憶中，要忘掉這數十年，說難不難，說易也不易。如今夜班工友多講泰語、寮語，上班十幾小時，說泰語比講粵語、潮語、國話的時間還多，往事又怎能不歷歷在目呢？離開柬埔寨，遷徙越南、浪跡泰國、移居加拿大，還會繼續去哪兒歸根呢？
（2004.11.12《華僑新報》第7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