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篇：《古風》

上期新報詩壇喜讀懷石兄《七古惑寒門書生三絕問感賦》，詩會成立半年來，除了五絕、七絕、五律、七律、排律、詞和曲之外，這還是首次有古風在報上發表，今後希望多些其他體裁。

舊體詩分古體詩和近體詩。近體詩形成以前，除了楚辭體以外，各類詩歌體裁，都稱古體詩，也稱古詩、古風。格律詩，包括律詩和絕句，被稱為近體詩或今體詩，其實是很古的，它在南北朝的齊梁時期就已發端，到唐初成熟。唐以前的詩，除了所謂“齊梁體”，就被稱為古體。唐以後不合近體的詩，也統稱為古體。全唐詩中古風佔了很大的篇幅，格律詩自杜甫以後才定型。

李白傳世九百多首詩中，絕大部分是古風，律詩數量極少，五律只有七十多首，七律就更少，只有十二首。這與李白的不羈性格有關。清代趙翼《甌北詩話》中，指出李白「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於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明代胡應麟《詩藪》說：「古詩窘於格調，近體束於聲律，唯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開闔，素無定體，故極能發人才思。」趙翼和胡應麟的判斷，說明了李白所以不愛寫律詩而多作七言歌行的原因，但忽略了一點：李白好酒！他幾乎無酒不歡，每飲必醉，詩興在醉後大發，根本無法清醒顧及平仄，借酒吟詩，古風就是最好的體裁。

古體和近體在句法、用韻、平仄上都有區別。句法：古體每句字數不定，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雜言（句子參差不齊）都有，每首的句數也不定，少則兩句，多則幾十、幾百句。近體只有五言、七言兩種，律詩規定為八句，絕句規定為四句，多於八句的為排律，也叫長律。

用韻：古體每首可用一個韻，也可以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韻，允許換韻；近體每首只能用一個韻，即使是長達數十句的排律也不能換韻。古體可以在偶數句押韻，也可以奇數句偶數句都押韻。近體只在偶數句押韻，除了第一句可押可不押（以平聲收尾則押韻，以仄聲收尾則不押韻。五言多不押，七言多押），其餘的奇數句都不能押韻；古體可用平聲韻，也可用仄聲韻；近體一般只用平聲韻。平仄：古、近體最大的區別，是古體不講平仄，而近體講究平仄。唐代以後，古體也有講究平仄，不過未成規律。可以這麼說，古體詩基本上無格律，只有近體詩才嚴求格律。

杜甫是格律詩的最大推動者，然而，他的樂府歌行、古風更為後人傳誦。他的古風，用韻由二十韻、三十韻、四十韻、五十韻直至長達一千字的《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這些古體詩，在他一千四百多首中，約佔一半。古風最適合用來寫故事詩，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白居易的《琵琶行》、《長恨歌》，韓愈的《石鼓歌》等。

古體詩在發展過程中，與近體詩有交互關係，南北朝後期，有一部分古體詩開始講求聲律、對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是古體到近體的過渡期，或稱為「新體詩」。唐代有一些古體詩有律化傾向，如王勃的《滕王閣》是古體詩，但它平仄合律，全篇八句，在聲律上近似分押仄、平兩韻的兩首七絕。唐代律詩格律定型以後，詩人們的古體詩中便常受近體句式感化，如王維、王昌齡、孟浩然等人的五古中又常見律句、律聯。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等名篇中，更有不少句子是入律的。有些詩人為了有意識與近體詩相區別，多用拗句避律，或用長短句、散文化等。要區別一首八句詩作是否律詩，除了平仄、押韻之外，第三、四句頷聯和第五、六句頸聯一定要對仗，例如，李賀的《雁門太守行》雖然也是八句格式，但卻是樂府古題，首句、二句押「摧」、「開」十灰平韻，第三、四、五、六、七、八句押「裏、紫、水、起、意、死」四紙仄韻，全無對偶，像這樣一首古風，當然是不能用七律去要求平仄，故平仄不符也就見怪不怪了。

毛澤東寫過一首五古《挽易昌陶》，一首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兩首都是他二十幾歲時寫的。七古廿二句沒換過韻，「四紙」仄聲一韻到底，除了個「慮」字外，奇數字尾全用平聲，句中平仄安排也大都入律。經年累月的創作中，他就完全納入格律詩的軌道，再也不寫古風了。

宋代馬永傾《嬾真子》寫道：「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遂作古詩投之。」皎然是唐朝詩僧，韋蘇州就是唐代大詩人韋應物，皎然用古風的詩體作為見面禮，就可摒除律詩複雜格律。迴觀時下詩壇，也有格律派與古體派之分，特別是喜愛飲酒的詩友，就更加對古風情有獨鍾。既然有李白為先例，不講平仄也是別有另一番風格，就由它去吧！近體詩的推廣，是千百年的事，何必一定要取代古體詩呢？有了這個缺口，今後詩友們就不必再為平仄失粘而爭論，格律派有「滴水不漏」的理由，古體派有「放縱不羈」的藉口，百花齊放，各展其長，也是件快事矣！這樣一來，「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就再也不是金科玉律，就不再是可怕的桎梏枷鎖了。
(2000.05.05《華僑新報》第48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