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李光華教授大作「提倡讀書風氣」後,很受感動。他對如何大力發展華人社團圖書室,提出了四點具體步驟,並呼吁各界慷慨捐書,相信這個建議很快會引起迴響,更希望未來的華埠到處都有圖書館、閱覽室,掀起看書熱潮。
蘇朝大姐在她的「我和書」長文中流露了她對書的深深感情,以至兩次提到要和書共生死存亡。她說道:「我死後一定要把幾本大辭海和我最愛的幾本書墊在棺材底,隨我一起火化。」又強調道:「紅樓夢研究倒是成了我精神上的支柱。這套《石頭記》我帶出國了,死時火化是要墊在棺材底的,那是我五年的心血。」當時我讀後感到蘇大姐的確是性情中人,但又不甚同意她將心愛的書和五年心血帶下陰曹;既然身上的器官、眼角膜都捨得捐出來了,書籍當然更應該留給後人,研究成就可以寫書付梓,若墊在棺材底火化,說什麼總覺得太可惜了吧?
書比人長壽!數千年的寶貴文化遺產,都由經、史、子、集流傳下來。我們今天不但可以讀到一千多年前李白、杜甫全集,還可以讀到兩千多年屈原的《楚辭》以及最古老的305篇《詩經》;每一個朝代興衰都記錄在《二十五史》中,除了作者會令人肅然起敬,刻書人、抄書人、印書人更是功不可沒,「詩書焚後今猶在,到底阿房不耐燒!」秦始皇焚書坑儒,沒有把書焚絕,沒有將儒坑掉,若不是這些愛書人去保護、珍藏、抄刻,我們後代就享用不到前人成果了。
歷史上最大的圖書浩劫,是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焚毀了編於500前最珍貴的《永樂大典》,這部類書約3億7千萬字,2萬2千多卷,裝釘成1萬1千多冊,經過這場災難後,只剩下730卷,不到全書的4%。
另一部大型手寫本《四庫全書》,由著名學者360人,歷時10年抄成第一份,又用11年再另抄6份,每份約7萬9千3百卷,3萬6千冊;7份分別藏於7間不同的藏書閣中,其中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和揚州大觀堂的「文匯閣」分別毀於1853年和翌年戰火,北京圓明園「文源閣」則於1860年毀於英法聯軍入侵,如今除了北京紫禁城「文淵閣」藏書移到台灣,瀋陽故宮「文溯閣」藏書移至甘肅省圖書館,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藏書移至北京圖書館,而杭州聖因寺「文瀾閣」藏書雖於戰火中有損毀,已抄補,移至浙江省圖書館。
禍國殃民的文革中,藏於民間大量的珍貴文物古籍、善本、孤本,很多都在紅衛兵「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中慘遭焚毀,甚至包括祖傳醫學秘方、武術秘笈也都一概不放過。全國所有出版社日以繼夜趕印《毛選》,其流傳共達8億冊而被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至今未被打破;文革10年是中國出版業最黑暗的年代,書刊出版陷於癱瘓,由1965年出書2萬種下降到1967年的2725種,全國人民除了看馬列著作和毛著之外,大多是政治文件、宣傳小冊子。
最可怕的日子總算熬過去了,今天大陸出版業達到巔峰,可喜可賀。大型的工具書相繼面世,內容豐富的圖書,多姿多彩的刊物,打破了過去高喊口號、空洞抽象的框框教條,路子是越走越寬;那天在97書展中,看到一部竹簡刻印的精美珍藏版《屈賦》,就可以知道國內對古籍已非常重視,中國古書有救了!
李光華教授發起捐書運動的提議,車向前社長設立閱覽室的願望,使我看到了海外弘揚中華文化的曙光。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再也不能和書為伴,我會否真的捨得將這積了一生儲蓄搜集來的半屋書捐獻出來呢?連我自己也還無法作出承諾,至少在目前仍然將她視為生命的一部份,這就明白蘇朝大姐之心情了!
(1997.11.07《華僑新報》第350期)